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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ctobre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东大国关专攻的学习,特转此文为历史转向鼓舞打气
【内容提要】 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大量存在的历史教益、历史方法以及历史证据是国际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研究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加强历史分析与理论构建两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关键词】 历史分析;国际关系研究 相对于历史学而言,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两门学科之间的学术渊源来看,历史学是国际关系学诞生的重要基础。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学家的经典著作和研究方法是早期国际关系研究的尝试之一。也有学者主张,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化过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分析和总结。由此可见,国际关系研究不能忽视历史分析的作用。 一 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地位的演变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演变相继经历了发展、衰落、重新崛起这几个阶段。 在国际关系学的最初发展阶段,历史分析成为这门学科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主要途径。国际关系学在诞生初期就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例如欧洲外交史的丰富经验就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来源。19 世纪历史学的繁荣为国际关系学奠定了深厚的知识基础,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成为孕育理想主义的思想摇篮。与“理想主义者”对历史现象的表面理解不同,古典的现实主义者如巴特菲尔德、怀特、卡尔等大都受过历史训练,对历史描写和理论阐述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些现实主义者受益于他们对历史的深刻理解,而且重视历史的相关性、政治功用以及启发式的价值。在现实主义逐渐走向辉煌的过程中,国际关系研究充分展示了其历史分析的无穷魅力,尤其是摩根索的国际关系研究深深地植根于历史中。在摩根索看来,历史是国际关系研究之“真知灼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源泉,政治的争论和理解符合“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1] 随着科学方法的兴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逐渐步入了一段衰落时期。一些具有自然科学倾向的学者严厉批评历史学传统的缺点,追求一种简约且优雅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科学主义者试图超越政治选择、多样的国家活动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建构的模糊性,甚至将历史分析加以包装或转变成定量研究,以此来适应机械的法则与简约的解释。在他们看来,理论不可能从直觉性的、轶事趣闻式的历史解释中总结出来,正如“不可能从历史学家的萝卜中挤出汁液来”[2]一样。在一些新现实主义者看来,由于古典现实主义对历史的过分关注而导致对理论的基本误解,因此他们需要提出一种符合自然科学传统的永久的演绎理论,来代替不易控制的“与事实的斗争”。例如,肯尼思·沃尔兹毫不忌讳地宣称,要想构筑一种演绎性理论,就必须对历史教训毫不妥协。在沃尔兹看来,国际政治领域的无政府结构是理论建构的基石,结构分析远比历史分析更为简明、持久。另外,对于一些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学者来说,尽管他们有时也坚持历史的、系统的判断,但是他们大多强烈反对历史分析的先验性,拒不承认历史进步或持续发展的必然性,因而远离了历史分析的常规轨道。 即使在历史分析的低谷时期,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仍然沿用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仍然注重历史事件、历史教益在理论研究中的基础作用。例如在《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罗伯特·W.科克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新现实主义完成了4 个方面的修正。[3]在科克斯看来,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理论”,新现实主义的错误在于:“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来自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因而也来自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却假定它具有普遍有效性。”[4]而且,国际关系研究出现的“历史学”转向明显具有了社会学的含义,即一些历史社会学者开始注重历史视角与社会结构的有机结合。尽管历史社会学者的研究重点不尽相同,有的关注资本主义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有的关注社会权力资源的相对重要性,有的关注在经济活动日趋全球化时代中的国家的未来,但是这些学者共同的研究规则还是清晰可见的。[5]弗雷德·哈里戴(Fred Halliday)甚至将历史社会学的国家研究方法视为国际关系学的“第二个研究议程”。[6]与此同时,随着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出现,历史分析开始注重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成果和新方法,并且开辟了新史学的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新史学大大超出了“高级”政治史所设定的标准议题或范围。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一些国际关系学者逐渐推崇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长时段(slow-time)”历史分析,开始关注文明、文化以及迅速扩展的“新的”社会经济领域(科技、贸易、劳动力、人口统计、种族、制度和观念等)。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提出了一种强调“大规模”、“长时段”、“总体性”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的新的思考方式。 宏观历史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学界重新崛起是在“冷战”结束后。“冷战”的“意外”终结给国际关系这门学科带来了重大挑战。国际关系专家们由于未能事先预测到冷战的终结(他们的大部分理论解释通常是马后炮式的)而招致批评,从而加速了国际关系理论“非线性发展”的趋势。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的前言中强调,历史“并不是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大写的历史,指一种在所有人在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被理解为一个惟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7]又如英国学派的第四代学者巴瑞·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学的重塑》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本书旨在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国际体系进行回顾,以此重新开启国际关系的研究。”[8]上述两位学者继承了英国学派注重历史分析的研究传统,将世界历史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国际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各种历史教益。 历史分析在美国国际关系学中潮起潮落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当摩根索将历史分析推到国际关系学发展的高峰之后,在随之而来的科学方法的挑战下,历史分析陷入了长期的衰落之中。在这一段时间里,不仅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很少出现学术价值较高的历史著作,而且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员也不再有兴趣去阅读经典性历史著作,甚至美国某些大学的国际关系课程直接取消了历史训练。后来,随着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加之社会科学的不同研究领域之间出现的大面积的融合交叉,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才隐约重现历史分析的曙光。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历史分析大多是“移民学者”带来的。这些移居美国的国外学者大多具有强烈的历史厚重感,能够意识到社会经历的多样性,因而他们比较关注历史比较性研究。除了摩根索以外,这些移民学者还包括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厄恩斯特·哈斯(ErnstHaas)、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基辛格以及布热津斯基等人。 相比较而言,在英国国际关系学界,学者们对历史学的研究传统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固守,而没有推崇科学方法的研究价值。英国学者赞同经典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历史厚重感,甚至将其视为不同于美国学术界的研究风格之一。[9]英国学者认为,任何集团的风俗和信仰都是历史经历的产物。要理解这些信仰,分析家就要“揭示其他时代和地域的思想世界”,即历史解释是研究国际事务的关键。例如马丁·怀特曾经提出一个流传广泛的研究等式:国际政治学=历史解释。实际上,英国学者之所以强调历史诠释学的方法,其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其研究对象——国际社会——的思考。英国学者认为,国际社会不能只用利益、权力这些术语来理解,而必须植根于帮助形成了社会的意识、塑造了对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目标的认知的文化力量和历史力量内部。正如布尔(Hedley Bull)和沃森(Adam Watson)所说的那样:“国际社会只有放在历史的视角之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如果人们不能清晰地意识到国际社会产生的历史,那么目前的世界性国际社会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10]
二 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 通过上述回顾,不难发现,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例如,国际关系的案例研究常常关注历史比较分析;学习进化理论和制度主义的著述与历史进步论相关;即使科学主义学者——以定量分析为导向——谈到“事件数据”或“搜集数据”时,也要从杂乱的证据中抽象出那些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规范理论家强调道德行为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力图发现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理论的基础——的意义;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塑造国际关系研究的特定历史观。至于一些“形式上的”理论(例如博弈论),虽然它们最有可能坚持非历史主义的方法,但是也在不断将自身的理论梳理放在了历史的检验之下。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历史分析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经验的积累是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真知灼见的源泉和检验自己思想的证据。正如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在其《国际关系》序言中所主张的那样,“正是因为历史记录了不同的事件,并且说明了塑造人们思想的各种影响因素,所以历史能够向我们表明国际政治世界如何变成了现在的状况。历史是理解实际发生的事实的最好向导,实际上也是惟一的向导”。[11]后来,布鲁斯·比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更新,并且指出“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历史事件是一个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他们检验自己关于各个变量如何彼此联系的主张;检验自己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命题”。[12] 作为经验性资料的主要来源,国际关系史仍然是理论家工作所用的基本原料的一部分。[13]例如,摩根索和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学的理论来源于18~19 世纪的欧洲协调外交;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以1776-1812 年的美国外交为源泉;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将“历史”视为《和平与战争》一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作用也非常普遍,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那样,“理解现实主义思想的最好办法就是分析一个大的历史事件”。[14] 第二,历史的理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一方面,这是因为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所面对的国际政治环境具有两重性,即这种国际政治环境是普遍存在的,具有普遍性,同时它也具有特殊性,其中包含一些独特的事件;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任何国际政治环境都要用时间来定位。要理解国际政治环境,必须知道这种环境处于时间顺序的位置,也就是说它从什么样的背景下发展而来,与以前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的连续性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标志其不同之处的变化发生的原因何在?为此,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努力去理解各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深刻洞察每类体系所包含的一种或多种根本特征。正像波兰学者约瑟夫·库库尔卡所说的那样:“历史方法有助于对过去状态的变化过程和规律进行分析。”[15]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迪特里奇·谢弗(Dietrich Schfer)指出,“历史不是一个食槽”,[16]指导历史运用的原则应该是理解。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坚持历史的建构性,主张以人工制品为基础来进行历史推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推论(旨在理解历史事件和行为背后的动机和信仰)越来越受到重视,历史证据不再仅仅是为了迎合研究人员的理论构思而受到操纵。尤其是历史诠释学的方法一直受到英国学派的青睐,而且促进了建构主义的不断兴起和发展。历史诠释学是一种发现、理解、阐明和解释历史意义的技术,以便把另一个时空系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意义转换到我们的世界之中。也就是说,历史分析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因为不进行意义的转换就不可能存在对历史的理解。[17] 第三,历史的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伴侣。尽管历史阐述或解释本身并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但历史学家对知识、技巧的传授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创造活动,许多理论大都受益于历史经验的积累和更新。至于理论家的研究角色,他们是在各种限制中、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先入为主”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了解理论所产生或者反映的历史背景,能够为批评这种理论提供重要的材料,也为理论家自身完善思想提供了可能。理论本身就有历史,即理论自身的发展历史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关注对象。既然关于国际关系的讨论都是根据理论假定来进行的,那么研究人员应该努力梳理这些理论假定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例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注国际关系学术发展史的范例——这本教科书详细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本源性思考,努力探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精神历史”的本源。 实际上,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基础。其一,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要比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深厚得多,外交史文献的材料来源更加丰富,而且历史学家的职业标准较为清晰,其判断标准很少引起争论(历史研究领域较少受到主观个人臆断的影响)。其二,特定的重大历史敏感时期往往能够激发人们的研究兴趣,更加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那样,国际体系的变更等历史重大事件能够引发学者们去思考其中的理性因素,各种各样的理论流派经常诞生在世界政治的根本性变迁之中。 概括地说,历史分析不仅能够帮助国际关系研究人员详细地了解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运用历史资料对一些概括性的规律加以验证,也能够使不同的理论流派更好地结合起来。 三 国际关系理论要与历史分析相结合
要想充分发挥历史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与理论是相互分离的。在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看来,历史学家是缺少精确方法论的文物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只是对相关事实的一种排列、组合,即历史解释大多以“支离破碎的知识”、过去的或多或少的“痕迹”为基础。甚至一些信奉“福柯学说”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历史学家完全受制于政治和偏见,历史只是权力和统治的某种练习。与此相反,某些历史学家对国际理论“缺乏基础”的构想表示蔑视。例如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认为,国际关系高度的抽象概括是“超理性的活动”,“它与历史证据提供的复合体分离;而且上升到准神学的最高层次,以一种令人讨厌的语气被表达出来”。[18]在肯尼思·汤普森看来,理论的实质是历史,历史则由许多独一无二的事件构成。在某种意义上,某一历史和政治事件决不会重演,它只会发生一次,它不是一再发生的,因为它过去从未发生过,将来也不会发生。因此,历史是理论所不及的。[19]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造成历史与理论产生分离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在于国际政治的特性。有的学者认为,与国内政治发生的进步性变化不同,国际政治在近4 个世纪里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写作《乌托邦》起,多国体系和其成员行为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国际舞台上演的仍然是同样古老的情节剧。在沃尔弗斯看来,“由于没有发生这种渐进的变化,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似乎没有必要用历史方法来研究以往理论家关于国际政治的观点,尽管这种方法在研究国内政治时是习以为常的。在这里,理论不是和多国体系的某一时期相联系,而是和一种绵延4 个世纪的、单一固定的历史状况相联系”。[20]原因之二在于历史与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各自有自己的研究范围、方法和分析路径,二者难以实现内在的沟通。 然而,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分离既不符合社会科学的现实,也不利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像兰克一样的历史学家,一向强调历史与理论的相互依赖性——历史应起检验和证明理论的作用,理论应起综合和指导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历史在许多方面常常是含混不清的,其特点往往体现为支离破碎和模棱两可。因此,“对这些国际关系史学家来说,理论好比骨骼,它赋予身体以形状和功能……”[21]另一方面,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历史为理论提供了原始的资料。事实上,历史学家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与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是难以明确区别开来的,这是因为历史学家的经常性工作就是发现对外关系中的行为模式和重复发生的因素,而政治学家认为最有效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对假定为独特的历史事件做出详细的描述。正如霍尔斯蒂(K.J. Holsti)指出的那样:“通过回顾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人们不难发现,许多国际关系著作都选用了历史性、描述性以及演进性的方法(所谓演进性就是对引起或者有助于产生一定历史事件或者思想的条件进行分析)。”[22]对于历史与理论之间的人为割裂,即使现实主义学者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例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曾经质疑这样一种观点——科学是某些行为主义或定量研究的思想家的专利。尼布尔认为,历史是一门经验科学,对收集和分类信息要求严格。优秀的历史学家在验证信息和来源时跟科学家在实验室中一样是一丝不苟的。为了生存,一个理论必须经得起逻辑一致性和经验有效性的检验。它必须通过达到逻辑分析和历史经验的标准而得到认可。[23] 就历史与理论而言,每一领域都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两者之间存有明显的重叠性。在布尔看来,国际关系中的主题在行为体的主体间理解和意图中占据核心地位,而这些行为体的行为正是理论家们所要去理解的。因此,理论与实践是不能分开的,理论的功能表现在它是解释“假定的现实”的工具。[24] 对于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补充,英国的政治哲学家伯克曾经做出了如下的精彩论述: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有机会摆脱各自不同的狭隘性(parochialism)。历史学家所冒险经历的狭隘性是贴近字面含义的。在历史学家看来,既然自己通常能够在特殊领域实现专业化,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领域”是完全独特的,而不是多种要素(当然,每一种要素在其他领域都有相似物)的一种独特结合。社会理论家所展示的狭隘性是较为隐晦的(强调时间而忽视空间)——社会理论家对“社会”的概括仅仅基于当代经验,或者他们对社会变化的讨论根本不考虑一些长期发展过程。[25] 沿着这条思考线索,不难看出,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努力做到:在历史事件的表象下面挖掘必然性的联系,在归纳某种客观规律的时候加重历史的厚度。一方面,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外交史学家以及研究文化、文明、全球化的史学家经常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受益匪浅。在他们看来,历史写作必然需要理论家的概括、模式和概念,要是没有某种理论框架,历史证据和观点就会缺少意义或连贯性。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承认自己借鉴了理论家的工作,以鼓励史学家寻求不同案例之间的相关性和对比从而来进行历史预测。[26]实际上,历史学家特别重视历史经验总结中的思想性和理论性,而不片面追求一种描述性的历史知识。正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经指出的那样,历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简单的编年史只不过是“历史的废物(corpse of history)”、“腐败的尸体(ill cadaver)”,因为“没有解释的历史就是没有历史问题的历史” 。[27]多数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他们所主张的背景叙述存在一定问题,因为他们通过一些在理论上保持中立的数据,来框定问题和检验理论。如果历史教益只是依靠过去经验所做出的推断而毫无思想性,那么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只存在历史事件的沿革,而不存在系统的历史知识。为此罗伯特·基欧汉强调:“不借助理论,或者不借助用来替代理论的哪怕是最蹩脚的隐含性假定和命题,任何人都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现实必须排序分类,事件间的关系必须理清。”[28]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虽然历史是国际政治理论家进行探索的惟一“经验”性证据,但由于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是多样的,无一条思想主线,因而这种多样性的历史解释似乎能够支持多种国际政治理论,甚至是那些截然相反的理论。 另一方面,理论也离不开历史的支撑。理论家偶尔也研究相关的历史档案、进行历史性建构。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历史是检验理论的实验室,而且历史本身就蕴含了许多理论的素材。大多数有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非常清楚掌握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因为它能扩大和充实理论家头脑中的资料库,提高他们提出理论假设的能力,使之更好地接近现实。在他们看来,理论不应该与背景叙述分割开来。把历史作为一系列可以分离的事件来处理,灵活地从一个事件转到另一个事件上,这种欺骗性做法会给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正如历史学家史密斯所分析的那样,虽然在梅特兰(Maitland)著名的历史“无缝之网”上也会有裂隙,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我们能够把事件和较广泛的社会运动与它们嵌入其中的较广泛的过程分离开来进行理解和评价。[29] 总之,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加强历史分析和理论构建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至于历史的书写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有的学者主张自上而下的书写方式,有的学者则坚持自下而上的书写方式。实际上,只有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人们才能真正达到书写历史的目的。而且,历史与理论的这种结合能够改变目前国际关系研究“支离破碎”的尴尬局面。这样一来,理论家可以从史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环境中学会一些分析技巧,同时史学家也可以从理论家的分析技巧中获悉一些检验历史案例之有效性的方式。简言之,如果人们克服了对理论天生的不信任感,并且不再坚持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获得长足的进步。 注释: [1]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4 页。 [2]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9, p.25. [3] [加拿大]罗伯特·W.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97-199 页。 [4] [美]罗伯特·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载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7 页。 [5] 历史社会学者拥有一些共同的研究原则:第一,如果国际关系研究离开国内政治,那么这种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实际上,历史社会学的一部分就是探讨引发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区分的历史条件是什么。第二,如果忽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关系,那么国际关系研究是不会取得任何发展的,因为“国家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两面体”。第三,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比,历史社会学赋予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权力性质以更为复杂的分析,尤其是国家权力的性质。参见Martin Griffiths and Terry O’ callagh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140。 [6]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ing Down Bounda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5. [7]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部分第2 页。 [8]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 [9] 对于英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不同于美国学术界的研究风格,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与马丁·怀特曾经做出了如下的总结:“英国学者有可能更加关注历史而不是当代,关注规范而不是科学化,关注哲学而不是方法,关注原则而不是政策。”参见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p.12。 [10]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1984, p.9. [11] James Bry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p.ⅵ-ⅶ. 转引自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7。 [12]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7. [13]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24 页。 [14] [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8 页。 [15] [波兰]约瑟夫·库库尔卡著,章亚航译:《国际关系理论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45页。 [16] 转引自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84。 [17] 韩震、孟鸣岐:《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年版,第3 页。 [18]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9-10. [19] [美]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转引自[美]斯坦利·霍夫曼著,林伟成等译:《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24 页。 [20] [美]阿诺德·沃尔弗斯:《英美外交传统》,载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301 页。 [21] [美]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转引自[美]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23 页。 [22]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c., 1983, p.6. [23] 肯尼思·汤普森:《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第127 页。 [24] Martin Griffiths,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p.149. [25]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9, p.9. [26] Gordon A. Craig, “The Historia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8, No. 1, Supplement to Volume 88, February 1983, p.9. [27] Thomas W. Smith,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9, p.7. 17 septembre 日本《中央公论》:中共将中国打造成名副其实大国!2009-06-12 12:48:33 文章认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实现了通地经济发展达到富裕的政策目标,中共将中国打造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随着人均GDP临近3000美元界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面临调整,“改革开放”将迎来一个很大的转折点。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后改革开放时代面临的课题似乎提前到来 【日本《中央公论》月刊6月号文章】题: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自画像(作者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川岛真) 中国也在饱受金融危机的煎熬。但中国的经济问题其实并非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自2008年后半年起,华南地区出口产业已经明显不景气,工厂纷纷倒闭,农民工出现返乡潮。可以认为,始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这一现象。 中国经济对策的基本思路是改变过去依赖外国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向扩大内需转变。同时,还加入了各类产业的结构调整等一直以来未曾解决的课题。扩大内需与扩大消费密不可分,因此也包含了降低汽车购置税、针对旅游产业的优惠措施等内容。 发展经济确保国民富裕 中国政府为何如此重视经济对策?这是因为国民实现“富裕”、经济得到发展是论证现政权和共产党一党体制具有正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展经济来确保国民富裕是现政权的基础。 当然。经济不可能永远发展下去。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政权要在经济发展减速转入稳定增长之前,要么获得代替“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的正统性,要么将“富裕”的内容从物质方面转向其他方面。 不过,人均GDP处于2000美元水平的中国依然被划归到发展中国家行列,追求物质富裕必须成为中心课题。在沿海地区,有关“富裕是什么”的讨论曾经出现于某些杂志的卷首,但综合内陆地区来看,这类讨论只属个别现象。 至少可以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中国政府已经实现了通过经济发展达到富裕的政策目标。中国经济飞跃发展,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率接近或超过10%。这30年里。中国民众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生活和社会的变化,有人即使对政府不满,也不会否认自己感受到富裕的事实。 此外,由于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加上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愿意与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一点也让中国人备感自豪。 当前,在金融危机背影下,中国经济甚至被视作了救命稻草?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日俱增,虽然中国依旧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秩序将很难构建。这不仅是东亚地区的现象,也是发生在全球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将中国打造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发展中国家”定位面临调整 改革开放30年里,预期的政策目标正逐渐得以实现,可正因为如此,导致产生了新的问题。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样,将政治和经济分开,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来优先发展经济的做法,对于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斗争,促进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不过,随着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当经济发展开始呈现出阴影后,政治与经济的矛盾变得越发明显。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原来被搁置的政治改革的呼声将会重新被点燃。 这种“政治改革”并非就是提倡“民主化”。如果要在中国实施西方式的民主化,就连对中国共产党统治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都会持怀疑态度。中国需要的是符合中国社会状况或者说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 既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大成果,同时又成为矛盾点的是中国为自己戴上的“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一般来讲,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援助对象国的标准。一般认为,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按照2007年数据约达到2500美元,有的报道甚至称已经突破了3000美元。 “发展中国家”是中国1949年以来自我认识和对外政策的根本点之一。“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却是大国”、“是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国”——这就是中国所主张的立场。同时,这也成为主张“中国特色”的中国特殊论的依据。然而,中国近5年内人均GDP肯定要大大超过3000美元。这既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归结点,也是要实现的目标。这将给中国国民带来新的自信。 但与此同时,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确立的“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识以及认为实施不同于亚非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中国特色政策并无问题——这种想法也迫切需要修正。 特别是在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方面,如果中国脱离援助对象国名单,将意味着国际社会不仅将中国视为政治、军事大国,还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国。届时,既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却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必然要得到修正。这个时候,中国的自我认识和对外政策该做如何调整呢? 国际社会“迟到”的大国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国土面积也排在世界前列。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各方面都属于大国的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正逐渐摆脱“麻烦制造者”的形象,开始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六方会谈也好,伊朗问题也好,均是如此。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仍然很难完全消除对中国外交的不信任感。最近几年,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方式在中国国内引发了争议。中国方面认为这些报道内容存在偏见,没有反映中国的实情。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偏见和失实性报道,但中国人看了外国对中国的报道后,很少有人去反思外媒报道存在问题的症结 何在,而是倾向于在网络上主张采取过激的报复措施。中国社会这样的应对方式本身将进一步加深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而这些,中国社会似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定位,中国人表现出了对成功举办奥运会自信的一面,但也依然对低于自己预期的评价表现得过于敏感。 总体来讲,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属于“迟到者”。中国是一个迟到的大国。的确,中国与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亚非国家之间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但说到底,那大多是通过共产党渠道建立的“友好”关系,并非像现在这样与经济建设直接挂钩的实质性关系。例如,在与非洲国家关系上,比较有名的是象征传统友谊的坦赞铁路。要问中国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占有多大优势,其实,并不比欧美和日本大多少。今年春天,我在赞比亚进行过调查,发现中国人在赞比亚开始得到一定程度重视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所能挤入的区域只能是国际社会很难进入的夹缝区。例如在非洲,当然,中国为了追求石油和稀有资源也强化了同尼日利亚等国的关系,但这些地区已经有欧美国家存在。这样一来,中国进入的区域就只剩下像苏丹等欧美参与程度较小的地区。在亚洲,中国在缅甸和东帝汶等地区的影响力比较大。 “改革开放”迎来转折点 眼下,中国担当起了连接国际社会与朝鲜、伊朗和缅甸等问题国家之间的桥梁。中国采取的战略是,通过挤入上述夹缝地区,担当夹缝地区与国际社会的桥梁,从而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进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中国也知道,它需要在操作中避免被误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朝鲜和缅甸休戚相关。 然而,近来上述国家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自身的行为可以说也陷入困境。“平衡者”、“桥梁搭建者”等称谓虽然看上去很风光,但反过来自身也要不断做出调整,花费大量成本。比如朝鲜问题,中国为应付朝鲜提出的各种要求,积累了相当程度的压力。 中国今后是否还会继续保持像这样消耗成本的立场?中国虽说不至于全盘接受国际标准,但也不会完全反对。在能源与安保问题上,中国就需要国际标准。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外交方面也处于这样一个比较艰难的立场。像这样高成本的对外政策,中国今后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吗? 21世纪头25年里,中国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将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大国。这个时期,诸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等解释会不会减少呢?还是说,为了排除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又将回归强调“中国国情”的时代呢?我认为,这些课题也与内政是互相联系的。 不管怎么说,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将迎来一个很大的转折点。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后改革开放时期面临的课题似乎已经提前到来。 4 février 春节记事小S留言:你怎么只开张不营业? 回答:最近,身体不太好,因为生活太稀薄起了高原反应。 相比每一秒都该精彩的热血青年而言,我搜肠刮肚,一句掰两句,两句掰四句,四句掰八句,能说的也就下面这些。 一、 集体中毒 三号人某一天一起头痛,继而肚子痛,继而恶心。 我决定发挥大长今精神,从萝卜白菜到鸡鸭鱼肉,逐一检定。 程序如下: 请问,萝卜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是萝卜自己生病了吗? 如果没有,是搁置太久变质了吗? 萝卜是和其他什么食材放在一起煮的呢? 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呢? 用什么器具煮的呢? 吃完以后,有没有立即食用过别的东西呢? 之前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以前有过这样的症状吗? 其他人也是一起食用的吗?… 其他依次类推。我那个浑身不舒服啊,但是又那个精神抖擞地完成了这一程序。最后锁定是山药出了问题。 我妈总嫌卫生间多了,这下好了吧,一人一个,谁也别耽误谁,满足了全家上吐下泻的需要。 二、 What’s your point 是书毒侵入已深,还是我对周遭越来越不关心。 任何人说一件事,我都觉得冗长。低头倾听,漫不经心地搜索关键词,漫不经心地问伊想说什么,漫不经心地随口两句算是回答。如今,这个有着悲壮的历史背景,从而有着沉重的心理背景的过程,被我精简为:What’s your point. 哪怕是我妈手舞足蹈地和我描述一部电视剧,我都会冷冷地回一句:what’s your point;哪怕是我爸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述滑铁卢战役,我还是会冷冷地回一句:what’s your point. 我爸妈的外语水平绝对只剩下chairman Mao,但是在我的普及之下,已经清楚地知道了what’s your point的读音及内涵。继而,他们,不愧是我的父母,不折不挠,用更加抽象和凝练的语言,向我展示人生的细腻和恢弘。 我对世界的反应就只剩下what’s your point,而且这个范围已经扩大到我爸爸妈妈了,他们养我多不容易啊,以前又是多么热衷和他们一起叽叽喳喳啊。 我越想越自责,继而忧伤,继而悲愤,继而烫了头发,若无其事哼着小曲,一路小跳,打酱油去了。 另外,卷发真是好,起来不用梳头,越不梳越好看,而且一天一个样,满足了我渴望世界改变的无穷欲望。 三、 通知书 我年前拿到了UT,law and politics的入学许可,这是最平静的一件事,所以不说了。 除夕夜,我端着红酒,心中冷笑,叹息时间对意义的改变。 四、 刺激 通过春节的串门,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我们许家的兄弟姐妹们,打牌、开车、做菜、喝酒、说笑话、挣钱、会生活,一个比一个能,一个比一个精。就我不行,有点沮丧。 五、 状态 我惊叹于语言对世界强大的建构能力,也预感到,我无法写出真正的心理状态。 据说:真正的什么什么是说不出来的。 我当然知道,本质是自己involved太多,自作自受,当然还得自我解脱,可惜道理只是道理。所以,白天,我可以受无数的鼓惑,做无数个人。读古文,顿时有种复兴桐城派的神圣使命感;挺顺畅地看cctv9,瞅瞅周围挡着我的视线的墙,红的白的,心里傲然:你们能挡住我心中的international吗。我左手灵动,右手运弓如气,将自己沉到另一个通透的世界里,在边缘处对心中那些极度纠结说:去你NND。 人受外界影响往往太大,你甚至可以意气风发地做别人做很久,久到以为自己就是奥巴马。可是真的考验你的时刻到了,任你七十二般变化,一棍子就将你打回原形。那一刻的失落难以言喻,原来你不是奥巴马,就一邻家阿三。 考验我的时刻就是午夜12点至早上6点。 我按照白天的现象认为自己是个爱自己的人,一到这个时刻就发现全是假的。 白天有无数的意识,到了晚上只有潜意识和下意识。我潜意识地梦,下意识地突然惊醒。看来从12点,我熟睡的时候,心里的小口子就开始往外涌血,把整个胸腔都溢得满满的,吞不下,喷不出。我只好醒了。我怎么这样呢。我白天明明知道美丽的冬天即将香消玉殒,灿烂的春天即将到来。可是晚上怎么还哭着喊着,抱着病木,死也不放手,在前进的道路上自掘一个坑,死赖活赖,就是不出来,像世界上最铁腕的独裁老师们,顽强地自绝于民。 我惊恐地看到,自己,板着脸,拿着皮鞭,把那些潜意识,下意识里,深深隐藏起来的自我,一个个揪出来,排着队伍,赤身裸体。 羞愤之余,我决定起床,延长我的白天,用短句,写战斗檄文,做钢铁战士。 六、 最后,月度执行报表。 寒假之初,也就是一月初,我预计一月份的计划如下: 1、将学过的日语教材复习一遍 2、再浏览一遍GRE单词 3、读完四本书:达尔,亨廷顿,台湾威权体制转型,and the beauty myth 4、熟悉过去的乐曲,第N次恢复水平 5、做两道异常拿手的菜 6、烧一烧院子的草坪,除去长草。 最后实际完成任务:烧一烧院子的草坪,除去了长草。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8 décembre 转载:朱学勤,三十年来中国—两场改革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是好得很,还是好个屁?“好”派、“屁”派争了30年,参战者在流变,但主题未变,前后总共发生过三次激辩。目前说来,“好”派在主流话语中尚占优势,“屁”派在互联网上很有人气,但舆论的天平开始倾斜,民情、民意似乎正在向“屁”派转移,从发展的眼光看,形势对“ 好”派不利。
1978年胡耀邦组织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击破两个凡是,那是第一次激辩;1992年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系列评论,拥护邓小平南巡,则是第二次。第三次辩论从郎咸平讲演开始。当他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郎啊老郎,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仅仅从官方文件、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肯定找不准脉搏。三十年来中国的秘诀是多干少说、干了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纸面上的中国与纸面下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 反驳郎咸平的还是皇甫平,故而我称“二平”之争。从一般概念上说,我赞成改革开放,但对皇甫平的观点也不是没有保留。“二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仔细分辨,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边在共享同一个历史前提。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而且贯穿始终,只是一边说“好”得很,一边却说好个“屁”。 能不能先不下价值判断,在此之前,先还原30年基本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三十年来中国真是只有一场改革吗?改革是否发生过断裂,在断裂的这一边与那一边,是否有过截然不同的改革?我的记忆是:断裂是客观存在,例如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不仅是30年改革史最为重大的历史事变,也是将近60年中共建政史、建国史最为重大的历史事变。背对这样的重大事变来谈论60年建国史、30年改革史,不是诚实的态度。今天也许还没有到详解这场风波的时候,但在鸟瞰30年改革历史时,至少不应遮蔽这一风波造成的重大转折,能说则说,不能说则应该有“预留”,要对这一风波在改变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乃至中国经济诸多方面的“当量”估计够,估计透。 我的看法是,以此事变为断裂,三十年来中国发生过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今天可以不谈事变本身,但应该承认,前一场改革因此而失败,不仅是失败,而且是被埋葬,后一场改革是在前一场改革失败的坟场上翩翩起舞,延续至今;今日之中国,“好”得很也罢,好个“屁”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相关,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连。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两场改革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同一个人的思想也会有延续有改变,两场改革之间发生断裂,断裂造成此前此后的中国有重大差异。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纵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 三十年前的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的?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最后阶段——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东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1794年的7月,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所谓社会大还俗,单个人在人生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生活,会出家,出家之后会后悔,再返回世俗生活,社会也是如此。在一个癫狂年代整个社会突然出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家进入超凡入圣的精神境界,哪怕是虚假,半梦半幻,也是热火朝天。但是社会不可能在这一阶段持续太久,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标志性事件,是1976年的 10月6日“怀仁堂事变”,这是中国版的“热月事变”。这一天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是历史学的“富矿”,目前尚未开掘。有机会我还可以为此专开讲座,就叫“ 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还有里面,多方面解析“这一天”里的历史信息。今天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激进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厨房家务,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没有历史自觉,他们是无意中触动了历史的道岔。“怀仁堂事变”以文革中屡见不鲜的非常手段颠覆了文革集团,在此之后却还在坚持文革路线,所谓两个“凡是”两年徘徊,是一条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文革是以文革方式结束,给此后的改革留下巨大隐患,历史必将在断裂中相连。改革是在那两年当中孕育起来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对文革的延续,历史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阴影进入新时期。如此理解,方能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又为什么中断。 第一场改革:文革不能再发生了 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而不是其它词句。 毛泽东去世时已经是天怨人怒,尤其得罪官员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十年文革,民众日子不好过,官员尤其是上层官员日子更不好过,是“官不聊生”的十年,由此积聚改变政局的第一动力。此外是知识分子,数十年反智主义到文革发展到顶峰,这个阶层迫切希望能恢复知识尊严,恢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指向。第一动力从政治上推动文革到改革,知识阶层则提供对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解释。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这个同盟军的核心是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记住,我说的是“解散”——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的,而不是被“铲除”的;我说的是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握手,这一点与此后第二场改革政府与资本握手,迥然有异。但在当时,改革是党内开明官员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拥护,然后再席卷人数最多的底层民众尤其是深受人民公社体制压迫的农民,这三者之间确实形成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在单个人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岁月,文革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毁灭一个民族的精神,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迫害的阴霾。就是那样一个气血衰沉的民族,突然迎来了一个青春浪漫岁月,每一个人好像都年轻了十岁,返老还童。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教室里老教授白发苍苍,憋了十年劲,滔滔不绝,讲台下的学生是三十岁以上拖家带口,十八、九岁半大孩子是应届高中生,两代人共聚一堂,嗷嗷待哺;那时某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发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门口就排起长龙;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小说,长龙又会在书店门口出现;电影院播放禁演十七年的老电影,哪怕是“洪湖水,浪打浪”,长龙也会在售票处出现。民族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流行歌曲是“祝酒歌”、“八十年代新一辈”,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最好的旋律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合唱、独唱皆相宜。那是一段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关键在于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内阁——邓、胡、赵三架马车。一个民族的人治阶段,一两个领导人怎么样,要比民主制度下千百万人的民心、民意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有人提议陈云出来掌舵,这是因为当时邓小平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回归的半途,此其一。其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家公认党内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部分元老一度希望是陈云出来掌舵,顺理成章。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如果是按照后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只有他才能调动铁血洪流,也只有他具备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十年后,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997年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他称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问: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开门见山第一句话是责问,一点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他不亢不卑,从晚清割台说起,四代中央政府如何伤了台湾民众的心。邓小平耐心听完,脸色放缓,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回答:“对,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那一场谈话中,李远哲曾坦率批评过邓小平某项决策,邓并未生气,结束时长叹一声,“总是要叶落归根嘛“。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 民族的幸运是文革后百官凋零,居然还剩下一个邓,邓的幸运在于他的左膀右臂,他选对了人:胡耀邦是有火焰般的激情,赵紫阳是有冰雪般的聪明,天作之合。耀邦的作用在哪里?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创伤,党内那么多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每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阴霾,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满身透明,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来说几乎是一个“阳光青年”,当然他也吃亏在这一点。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残余凝聚起来,再奔一程。记住,我说的是道德残余,不是道德资源,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民族凝聚不起来。如果我们要寻找那一年代社会面貌的人格烙印,还能找到第二个人? 非耀邦莫属。 第一场改革之隐患 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开明派官员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掀动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具体利益结合不紧密。你看看今天,包括南方都市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打得粉碎。 这一点也受制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复与曲折。发展趋势很明白,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前后徘徊,一波三折。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再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那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 第二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改革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的是政策,不是政治,而且多半是经济政策,并没有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刚触及边缘,尚未触及内里。 千万不要忘记,毛泽东用来搞文革,邓小平用来搞改革,都是这同一个体制。它只是改变其运作方向,就算反向运行,也是带病运行,带着巨大隐患运行。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双重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出现过两个小高潮,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1986年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曾经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曾经说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刚刚要触及,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1977年耀邦复出,做得最多也是最得人心的是平反冤假错案,那时英姿焕发,要把“文革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十年之后,1987年年初他走出那个“生活会”,结果是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哪!” 第二场改革:稳定压倒一切 第二场改革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国内外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重新启动的。历史的天幕上还是有一行字,只是朱颜改,改为:“1989年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或可以干脆引用那几年叫得最响亮的一句震慑性口号:“稳定压倒一切”!对比第一场改革,这是多么大的背景变动?我们今天怎么能脱离这一背景不同,来空谈改革的延续性?正是背景不同,决定第二场改革与第一场改革,仅仅是在“改革纪年”上字句相连,骨子里已经180度转向,本质不同。 邓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闭门不出。那三年他在自己院子里来回踱步,内心如煮,不亚于文革时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内心激烈的程度。 1992年邓踏上南巡之路,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他不改写历史,历史将改写他。正是此次南巡,结束三年徘徊,推动中国踏上第二场改革之路。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南巡之路,几乎是邓小平晚年的“天鹅之舞”。 时间之窗再一次打开,留给邓小平的时间只有两年,两年后他将卧病不起。他抓住了生平最后这个时间之窗。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场改革,是第二场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不能忘记的是,两场改革,背景丕变。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第一场改革不具备的特点: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突然间,“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而且是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那时离89风波并不远。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7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2008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积贫积弱的面貌。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从物质层面而言,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第二场改革的动力: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入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 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极其惊讶,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你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浦东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像是曼哈顿;浦西这边是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这确实令中国人骄傲,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完全是另一个中国,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二场改革在物质层面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那么,这场改革有没有问题呢?不是没有,而是太有问题,问题如山,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物质面貌突飞猛进,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一场改革的动力,来自文革深渊,来自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的结盟,千百万民众,尤其是农民参与了这场改革。那时有愿景,改革的社会效果也是帕雷托正效应,人人都有改善。但是第二场改革呢?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场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突然冲动起来,政府、官员的自我利益突然苏醒,他们从被动阶层变成了主动阶层、甚至是冲动阶层。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省委、市委书记是董事长,省长、市长是总经理,动力就来自于这个。 民众为何产生离弃感 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于是“三减两免”,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降至为零,享受民营企业难以享受的优惠特权,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终于回归,一个回浪扑来,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话是,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顿时没了脾气,放低身段,求资本家别走,留住工厂、留住资本,留住自己的就业机会。 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秘密法宝。秘密之一,降低资本准入门槛,让中国成为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的政府也尾随回来了,今天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不来则已,来必索要大笔订单,而且要超过前一国代表团。吃准资本唯利是图的天性,吃准西方民主制度短期行为、短期视野之软肋,89之后的经济制裁突破了,89之后的政治制裁也突破了,邓小平的这一把赌赢了! 无论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到世界历史会发生这样一戏剧性幕:全世界的资本蜂拥而入,来拥抱全世界最后一个也是最大敌人——中国共产党。米老鼠有无数幅动画,但从来没有出现这样一幅黑色幽默:亿万只老鼠蜂拥而入,来拥抱地球上最后一个也是最为硕大的天敌——中国猫。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发展动力,能把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力量结合起来,权与钱紧紧拥抱在一起!两部发动机叠加,不是两轮驱动,而是四轮驱动,前轮追逐利润,后轮输出稳定,逢山开路,遇水筑桥,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权力与资本结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它的惊人能量,迅速营造出一个外滩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的粗鄙贪婪,它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则触目可见,随处可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大踏步回归中国,如入无人之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场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一场改革有双向目标,第二场改革只有一项: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就是硬道理,GDP万岁!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改革成为权力的盛大节日。而民情、舆情则出现另一个剪刀差:如果只计算数字,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若问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倒反而不如第一场改革。尤其是农民、农业、农村。别忘记三十年前第一场改革旗开得胜,正是从三农突破,赢得民心拥护,三十年后第二场改革,却出现“三农危机”,哀鸿遍野,上访、申冤络绎于途!当年耀邦组织真理标准讨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景象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为改革开放辩护的主流话语,三十年来高开低走,民间反应从共鸣到冷淡,从冷淡到厌恶,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改革发生了断裂,第二场改革已经把民间参与排斥在外,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是权力压倒了权利,改革成为权力与资本联手的单方面狂欢。 镇痛作用消失,话语能力丧失 权力与资本的狂欢,还有第二个秘密,它居然是由左翼意识形态包装:左翼意识形态包装了一场右得不能再右的原始积累,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左手紧握右手,当然有它的便利。右翼要现汇,左翼给期货,左翼意识形态的天然优势是能开一张未来兑现的支票,所谓宏大愿景,过去叫共产主义,现在叫共同富裕。宏大愿景可以给原始积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提供按摩、镇痛作用。三十年过去了,不是贫富分化,而是两极分化,镇痛作用消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了。便利走向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 “装”,当中一个“假”——这才是当下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粗野无礼,更没有理由将这些病症上升为文化问题,归咎于“国民性”,那是五四以来最成问题的知识分子话语。 左手握右手,还有第二个便利:只干不说,干了也不说,避免意识形态内部争论,避免暴露左右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起初确有这一便利,“闷声大发财”,“闷声 ”三十年,终于“闷”掉了发声的能力:装聋作哑,久假不归,假哑巴也成了一个真哑巴。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没有。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自己把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对外不能说服外人“中国不威胁”,对内不能说服自己的百姓“中国不崩溃”,就这么“闷声大发财”,“闷”了三十年,还要再“ 闷”三十年?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个沉默的经济巨人步步逼近,一声不吭,两眼发直,偶尔吼一声,谁都听不懂,你叫别人怎么能放心? 第二场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市场列宁主义” 我刚才从台湾回来,之前到那个学术单位讲学的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他给当代中国下的定义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似乎绕开了“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但我还是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主语是“威权主义“,是与东亚四小龙类比;定语是“有韧性“,无非是说能屈能伸,还发展出市场经济。以“威权主义“定义中国,80年代流传至今,那时我就反对。要知道东亚四小龙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核心还在,所谓“卷旗不缴枪”,旗是红的,枪是红的,与东亚四小龙的白旗、白枪,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随便类比?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是什么?我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场改革塑造了今日中国的政治,也塑造了今日中国的经济,更塑造了今日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演变而来,放弃的是马克思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置换马克思主义,捍卫列宁主义国家专权,逐渐形成“市场列宁主义”——“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市场经济之上,矗立着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后者没有变。如果有变化,变动的是它的体能,它的规模,在市场经济超额利润的滋养下,这个列宁主义的国家结构没有萎缩,而是比三十年前更庞大,更壮硕。1978年改革开始时,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总量的32%,简政放权11年,1989年降至12%;1992年分税制改革以后逐年爬升,2007年终于恢复至32%。这还是百分比,从绝对数额说,三十年后的32%是三十年前的十倍、百倍!三十年前,我们这代人大学毕业,谁若说进入政府系统当官,遭人鄙视;三十年后大学生择业,进政府当官成首选,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骛。三十年了,改革走了一个V字,这个V,是权力的胜利,还是权利的胜利?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中国没有总统,却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比总统庞大百倍的列宁主义。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场改革也,非第一场改革也,两场改革之间,有一条巨大断裂。三十年历史,所去未远,人心都有记忆。如果打闷包打统账,三十年一言以“蔽”之,无论“好”派、“屁”派,无论用第一场改革残留在民间的温馨回忆,来回避第二场改革的误区;还是用第二场改革的误区,来否定第一场改革曾经有过的另一种选择,都不能改变历史,都会在人心这杆秤上跌落下来。我们既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经济,还要直面没有变化的政治,更应该承认,我们改出了“市场经济”加“列宁主义”一个庞然大物。我们确实是条龙,而且是腾飞的龙,但不是东亚第五龙,而是其起死回生的红色巨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另一种社会形态。面对这一红色巨龙,此前所有能解释现代化过程的社会理论都失去了解释能力,遑论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知识界界没有思想准备,西方的思想界同样没有理论储备。 13 décembre 净月潭滑雪 可能是因为胆子小,所以认为自己平衡感很差,也可能真的平衡感很差,所以不得不把胆子变小。
但还有一种情况,与胆子和能力都无关。
比方说,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人,今天也不知天高地厚地跑去滑雪,而且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在小坡度都要摔跤的情况下,滑下60度的斜坡。
这样的一种情形,和胆子,能力都没有关系,实在是因为那个人不知道怎样把鞋子从滑板上脱下来,后面又排队等了那么多人,只好脑子放空,眼睛一闭。
这个过程经历以后,也许可以有点升华,所以被众人看着跌倒,也还没什么。
一个人最难过的莫过于,终于忍住了寒冷的煎熬,开始不摔跤,开始找到感觉,开始可以控制,开始享受乐趣,开始一边滑雪一边欣赏远的近的那么优雅的摔跤姿势,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该走了。
所以,深刻体会到了吧,爱玲说:滑雪要趁早。
8 novembre GeorgeGeorge 是我第一个专业外教。
George脾气暴戾,不讨人喜欢。
George想拥有一间研究室,可以写论文。
George在给学生发阅读文献的时候,顺便发来了他正在写的小说。
George 可以很耐心地对一个残疾同学拼写disappiont, 但是上课对我们绝不放慢语速。
George很想要professor的感觉,但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一点都不尊荣地做访问教授的人。
George喜欢在一家高档酒店的窗边坐下来,讨论学术,思考问题,看外面静静的河流和绚烂的灯光。但是他很穷。
George说母亲是个好女人,但是我并不想她,她也不会想我。
George又要离开一个他以为可以安身下来教书写论文的地方,他流着眼泪,不知道对谁说,我的摩托很破很破。
我不明白他一个BROWN的PHD为什么要这样流浪。
我彻底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现在,只是现在,我不禁记起了他。
第一次江陈会四项协议内容一、《海峡两岸海运协议》内容如下: 为实现海峡两岸海上客货直接运输,促进经贸交流,便利人民往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就两岸海运直航事宜,经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经营资格 双方同意两岸资本并在两岸登记的船舶,经许可得从事两岸间客货直接运输。 二、直航港口 双方同意依市场需求等因素,相互开放主要对外开放港口。 三、船舶识别 双方同意两岸登记船舶自进入对方港口至出港期间,船舶悬挂公司旗,船艉及主桅暂不挂旗。 四、港口服务 双方同意在两岸货物、旅客通关入境等口岸管理方面提供便利。 五、运力安排 双方按照平等参与、有序竞争原则,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安排运力。 六、税收互免 双方同意对航运公司参与两岸船舶运输在对方取得的运输收入,相互免征营业税及所得税。 七、海难救助 双方积极推动海上搜救、打捞机构的合作,建立搜救联系合作机制,共同保障海上航行和人身、财产、环境安全。发生海难事故,双方应及时通报,并按照就近、就便原则及时实施救助。 八、辅助事项 双方在船舶通信导航、证照查验、船舶检验、船员服务、航海保障、污染防治及海事纠纷调处等方面,依航运惯例、有关规范处理,并加强合作。 九、互设机构 双方航运公司可在对方设立办事机构及营业性机构,开展相关业务。 十、联系主体 (一)本协议议定事项,由台湾海峡两岸航运协会与海峡两岸航运交流协会联系实施。必要时,经双方同意得指定其它单位进行联系。 (二)本协议其它相关事宜,由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联系。 十一、协议履行及变更 (一)双方应遵守协议。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二)协议变更,应经双方协商同意,并以书面方式确认。 十二、争议解决 因适用本协议所生争议,双方应尽速协商解决。 十三、未尽事宜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得以适当方式另行商定。 十四、签署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四十日内生效。 本协议于十一月四日签署,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 附件 海峡两岸直航船舶、港口安排 依据本协议第一条、第二条,议定具体安排如下: 一、两岸资本并在香港登记的船舶比照直航船舶从事两岸间海上直接运输,在进出两岸港口期间,其船舶识别方式比照《台港海运商谈纪要》有关香港船舶的规定。 二、目前已经从事境外航运中心(两岸试点直航)运输、两岸三地货柜(集装箱)班轮运输、砂石运输的两岸资本权宜船,经特别许可,可按照本协议有关船舶识别等规定,从事两岸间海上直接运输。 三、双方现阶段相互开放下列港口: 台湾方面为十一个港口,包括:基隆(含台北)、高雄(含安平)、台中、花莲、麦寮、布袋(先采项目方式办理)等六个港口,以及金门料罗、水头、马祖福澳、白沙、澎湖马公等五个“小三通”港口。 大陆方面为六十三个港口,包括:丹东、大连、营口、唐山、锦州、秦皇岛、天津、黄骅、威海、烟台、龙口、岚山、日照、青岛、连云港、大丰、上海、宁波、舟山、台州、嘉兴、温州、福州、松下、宁德、泉州、萧厝、秀屿、漳州、厦门、汕头、潮州、惠州、蛇口、盐田、赤湾、妈湾、虎门、广州、珠海、茂名、湛江、北海、防城、钦州、海口、三亚、洋浦等四十八个海港,以及太仓、南通、张家港、江阴、扬州、常熟、常州、泰州、镇江、南京、芜湖、马鞍山、九江、武汉、城陵矶等十五个河港。 双方同意视情增加开放港口。
二、《海峡两岸空运协议》,全文如下: 为促进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便利两岸人民往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就两岸空运直航事宜,经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空中航路 双方同意开通台湾海峡北线空中双向直达航路,建立两岸航(空)管部门的直接交接程序。双方同意继续磋商开通台湾海峡南线空中双向直达航路及其它更便捷的航路。 二、承运人 双方同意两岸资本在两岸登记注册的航空公司,经许可得从事两岸间航空客货运输业务。 三、直航航点 双方同意根据市场需求开放适宜客货直航的航点。 四、定期航班 双方同意尽可能在本协议实施半年内就定期客货运航班作出安排。 五、货运包机 双方同意开通两岸货运直航包机,运载两岸货物。 六、客运包机 双方同意在两岸周末包机的基础上,增加包机航点、班次,调整为客运包机常态化安排。 七、商务(公务)包机 双方同意视情开办非营利性商务(公务)包机。 八、准用条款 双方同意客货运包机等相关事宜,准用《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的规定。 九、联系主体 (一)本协议议定事项,由台北市航空运输商业同业公会与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交流委员会相互联系。必要时,经双方同意得指定其它单位进行联系。(二)本协议其它相关事宜,由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联系。 十、协议履行及变更 (一)双方应遵守协议。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二)协议变更,应经双方协商同意,并以书面方式确认。 十一、争议解决 因适用本协议所生争议,双方应尽速协商解决。 十二、未尽事宜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得以适当方式另行商定。 十三、签署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四十日内生效。本协议于十一月四日签署,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 附件: 海峡两岸空中航路、客货运包机安排 依据本协议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及第六条,议定具体安排如下: 一、直达航路 双方同意由两岸航(空)管部门以适当方式,就建立北线台北与上海飞航(行)情报区直达航路、航(空)管交接程序进行联系并作出具体安排。 北线飞航路线为: 自B五七六 BERBA点(N27°04′41〞E123°00′00〞)经双方议定之航管交接点A点(N27°26′20〞E122°25′19〞)至东山双向使用。 二、货运包机 (一)承运人:双方同意各自指定二或三家航空公司经营货运包机业务。 (二)航点:台湾方面同意开放桃园、高雄小港,大陆方面同意开放上海(浦东)、广州作为货运包机航点。 (三)班次:双方每月共飞六十个往返班次,每方三十个往返班次。其中,双方上海(浦东)、广州两个航点每月每航点各飞十五个往返班次。在每年十月至十一月间的货运旺季,双方可各自增加十五个往返班次。 (四)商务安排:双方航空公司采商业合作方式经营,并向双方航空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 三、客运包机 (一)航点:台湾方面同意将已开放的桃园、高雄小港、台中清泉岗、台北松山、澎湖马公、花莲、金门、台东等八个航点作为客运包机航点。大陆方面同意在现有北京、上海(浦东)、广州、厦门、南京五个周末包机航点的基础上,开放成都、重庆、杭州、大连、桂林、深圳、武汉、福州、青岛、长沙、海口、昆明、西安、沈阳、天津、郑州等十六个航点作为客运包机航点。 (二)班次:双方每周七天共飞不超过一百零八个往返班次,每方各飞不超过五十四个往返班次。其中台湾方面至上海(浦东)的班次不超过二十个往返班次。今后视市场需求适时增减班次。 (三)其它事宜:客运包机常态化安排实现后,此前的节日包机安排不再执行。春节期间可视情适量增加临时包机。 (四)邮件运输:双方同意利用客运包机运送双方邮件。
三、
《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内容如下:
为扩大两岸邮政业务合作,便利两岸人民联系与交流,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就两岸直接邮政合作事宜,经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业务范围
双方同意开办两岸直接平常和挂号函件(包括信函、明信片、邮简、印刷品、新闻纸、杂志、盲人文件)、小包、包裹、快捷邮件(特快专递)、邮政汇兑等业务,并加强其它邮政业务合作。
二、封发局
台湾方面邮件封发局为:台北、高雄、基隆、金门、马祖;大陆方面邮件封发局为: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厦门、西安、南京、成都。双方可视需要,增加或调整邮件封发局,并由增加或调整一方通知对方。
三、邮件运输
双方同意通过空运或海运直航方式将邮件总包运送至对方邮件处理中心。
四、规格及限定
双方同意商定邮件尺寸、重量等规格,并尊重对方禁限寄规定。
五、帐务结算
双方同意建立邮政业务帐务处理直接结算关系。
六、文件格式
处理邮件使用的吊(袋)牌、清单、邮袋、查询表格等,依双方认可之格式。
七、邮件查询
挂号函件、小包、包裹及快捷邮件(特快专递)等邮件业务的查询,由双方邮件处理中心相互联系,并应提供便捷的业务联系渠道。
八、查询期限
挂号函件、包裹之查询,应自原寄件人交寄之次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快捷邮件(特快专递)自交寄之次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九、补偿责任
双方对于互相寄递的挂号函件、包裹发生遗失及其内容全部或一部分遗失、被窃或毁损等情形,应由责任方负责补偿,并相互结算。
快捷邮件(特快专递)之遗失、内件被窃或毁损等情形,概由原寄一方自行负责补偿,不相互结算。
十、联系主体
(一)本协议议定事项,由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与海峡两岸邮政交流协会相互联系。具体邮政业务由双方邮件处理中心联系实施。
(二)本协议其它相关事宜,由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联系。
十一、协议履行及变更
双方应遵守协议。
协议变更,应经双方协商同意,并以书面方式确认。
十二、争议解决
因适用本协议所生争议,双方应尽速协商解决。
十三、未尽事宜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得以适当方式另行商定。
十四、签署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四十日内生效。
本协议于十一月四日签署,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
四、《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全文如下:
为增进海峡两岸食品安全沟通与互信,保障两岸人民安全与健康,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就两岸食品安全事宜,经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讯息(信息)通报
双方同意相互通报涉及两岸贸易的食品安全讯息(信息),并就涉及影响两岸民众健康的重大食品安全讯息(信息)及突发事件,进行实时通报,提供完整讯息(信息)。
针对前项查询请求,应迅速响应并提供必要协助。
二、协处机制
双方同意建立两岸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协处机制,采取下列措施妥善处理:
(一)紧急磋商、交换相关讯息(信息);
(二)暂停生产、输出相关产品;
(三)实时下架、召回相关产品;
(四)提供实地了解便利;
(五)核实发布讯息(信息),并相互通报;
(六)提供事件原因分析及改善计划;
(七)督促责任人妥善处理纠纷,并就确保受害人权益给予积极协助;
(八)双方实时相互通报有关责任查处情况。
三、业务交流
双方同意建立两岸业务主管部门专家定期会商及互访制度,就双方食品安全制度规范、检验技术及监管措施进行业务交流及讯息(信息)交换。
四、文书格式
双方讯息(信息)通报、查询及业务联系,使用双方商定的文书格式。
五、联系主体
(一)本协议议定事项,由双方食品安全等业务主管部门指定的联络人相互联系实施。必要时,经双方同意得指定其它单位联系实施。
(二)本协议其它相关事宜,由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联系。
六、协议履行及变更
双方应遵守协议。
协议变更,应经双方协商同意,并以书面方式确认。
七、争议解决
因适用本协议所生争议,双方应尽速协商解决。
八、未尽事宜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得以适当方式另行商定。
九、签署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七日后生效。
本协议于十一月四日签署,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 5 novembre 两岸三通海协会海基会签署四项协议 两岸"三通"正式实现
中新网11月4日电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4日下午在台北签署四项协议,内容涉及两岸空运、海运、邮件与两岸食品安全,这意味着两岸“通邮、通商、通航”的“三通”将正式实现。 陈云林与江丙坤今日上午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第二次“陈江会谈”,双方在解决两岸海运、空运、邮政、食品安全等问题方面取得重要共识,一致同意开通两岸海运直航,实现两岸海上客货直接运输;建立两岸空中双向直达新航路和两岸空管部门直接交接程序,开办两岸货运包机,增加客运包机航点、班次,将两岸周末包机扩大为平日包机;开办两岸直接平常和挂号函件、小包、包裹、特快专递、邮政汇兑等业务,加强其他邮政业务合作;相互通报涉及两岸食品贸易的食品安全信息,建立两岸重大食品安全协处机制。 陈云林在上午的两会领导人会谈中指出,上述四项议题的解决,将使两岸同胞渴望了30年之久的两岸直接通航、通邮变为现实,为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合作开辟便捷的路径,从而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带动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新的里程。 陈云林上午前往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灵堂吊唁时亦表示,希望今天下午签署的有关协议能实现王永庆先生对“三通”的期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海协会与海基会今天下午正式签订两岸空运协议、两岸海运协议、两岸邮件协议与两岸食品安全四项协议。空运确定将采两岸建立直接航路,邮件方面也将采取直接通邮,加上早已开放的大陆直接投资,通邮、通商、通航的大三通将正式实现。 20 octobre 孤独地寻找 化学副教授博导的室友搬到单间了。为了避免一丝一毫的变动成为压垮我的那根像命一样的稻草,我选择以堕落的方式——看一下午动画片——来抵消掉任何对心理的影响。有些事情发生了,但是可以当作没发生一样。现在一个人住在房间里,不过就是让环境与心境更加配合。给一个LOGO:让孤独来得更彻底吧。
我知道所有的同学都在热烈地学习日语。
我很反集体,对着那个什么假名,第一课,愣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我现在疯狂想读政治学。一本写民主的小书,都能让我在炕头抱着,像偎依在情人的怀里。
更别说台湾的政治八卦啦,中国是不是又要土改啦,国际金融危机啦。
我现在疯狂想看英语。洗脚的时候都会听听CCTV9,好像那是俺老家方言。看着日文网站受刺激,只好去找ECONOMISTS来消遣。
听说要周末要考试的时候,我不禁要来这长吁一声:历史总是精确的朝向反方向。
so,觉得政治学枯燥吗,去学一门语言吧。
觉得论文难写吗,去考GRE吧。
想学好英语吗,去学日语吧。
我现在还是得学日语啊,所以只有考虑去考TOEFL了。
18 septembre 转载:如果让我再做一次研究生王汎森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然而不管是对于硕士时期或是博士时期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准备要开始制造新的知识,我们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时都会领到看不懂的毕业证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问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内容为何?他告诉我:「里头写的是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创新,因此授予你这个学位。」在中国原本并没有博硕士的学历,但是在西方他们原来的用意是,恭贺你已经对人类普遍的知识有所创新,这个创新或大或小,都是对于普遍的知识有所贡献。这个创新不会因为你做本土与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学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 9 septembre In memory of16 avril 悦纳异己是想写点什么来着,可是暂时不敢,时下有个最大的政治正确,主义就可以,旗帜也行,压得人透不过气。
我还是过太平日子,赴约吃饭、赶论文、拿大把的OFFER。。。
想表达的尽在题目,德希达说的。
这两天悟出个道理,
跨文化的体验增长的不是知识,
而是理解力。 7 avril 论文啊你。。。你,简直就是我的梦魇
某人说过:现在对于那种既把工作搞定,又写完论文的,应该强烈鄙视之!!!
不过,然而,可是,但是,我还是极想,想极,成为这类人。
我发毒誓了,一天不写它个三千,我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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